行政强制拆除违法赔偿标准的司法裁量困境 ——以成都2万平方米商铺强拆案为视角

　　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，随着城市更新和土地资源的重新规划利用，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日益增多，由此引发的赔偿争议也呈上升趋势。这些争议不仅关乎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，也考验着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司法公正的水平。本文以成都某商贸公司诉成都市规划局强拆违法案为例(以下简称“本案”)，结合《国家赔偿法》《城乡规划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深入探讨行政强制拆除案件中经营损失赔偿的认定标准、裁判规则及救济路径，以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法律参考和实践指导。

　　一、案件事实梳理与法律争议焦点

　　（一）基本案情要素

　　标的物属性：本案涉及的是一处2000平方米的商业商铺，该商铺持有合法产权证，是原告公司的重要经营资产。

　　行政行为性质：成都市规划局作出《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》，认为该商铺属于违法建筑，要求限期拆除。后该决定被法院判决违法，确认了规划局的强拆行为缺乏法律依据。

　　时间跨度：拆迁程序启动于2017年，至今已逾7年，长时间的诉讼和争议给原告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压力。

　　赔偿主张：原告公司提出了高达2.5亿元的赔偿请求，包括房屋重置价补偿(约1.2亿元)、经营损失赔偿(约1.3亿元)以及征收补偿安置补助费。

　　（二）核心法律争议

　　违法拆除的赔偿责任主体：规划局作为作出强拆决定的行政机关，是否应独立承担赔偿责任?还是应由更高级别的政府或相关部门共同承担?

　　经营损失计算的基准日：经营损失的计算应以拆迁决定作出日为标准，还是以实际停业日为标准?这直接关系到赔偿数额的大小。

　　市场价值评估方法：在确定房屋重置价和经营损失时，应采用“房屋现状评估”方法，还是“交易价值评估”方法?不同的评估方法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赔偿结果。

　　二、行政强制拆除赔偿的法律框架

　　（一）法律依据体系

　　《国家赔偿法》第四条：明确规定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，有违法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害的情形之一的，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。

　　《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八条：规定了对违法建筑采取强制拆除措施的法定程序，强调必须依法进行，不得随意扩大拆除范围或滥用职权。

　　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七条：对经营损失赔偿的认定规则进行了细化，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指导。

　　（二）本案的特殊性分析

　　“新法旧案”适用问题：本案跨越了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和《土地管理法》修订前后，法律适用上存在复杂性。

　　历史遗留问题：涉案商铺所在区域存在规划调整争议，这增加了案件的复杂性和处理难度。

　　重大公共利益属性：拆迁项目涉及城市更新规划，关乎公共利益和城市发展大局。

　　三、经营损失赔偿的司法裁判标准

　　（一）理论界争议观点

　　关于经营损失赔偿的标准，理论界存在直接损失说、可得利益说和折衷说三种主要观点。直接损失说认为只应赔偿停业期间必要的支出;可得利益说则主张包括预期利润在内的全部经营收益损失;折衷说则建议参照同地段同类商铺的平均收益水平进行计算。

　　（二）本案裁判要点的突破性

　　根据(2022)川01行赔终123号判决书，法院在本案的裁判中采纳了创新性裁判理由：

　　持续性经营损失认定：自拆迁决定作出之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，均计入经营损失赔偿范围。

　　复合计算公式：法院提出了一个复合计算公式来计算经营损失，即“经营损失 = (评估期日均营业额 × 评估期天数) × 1.5倍补偿系数”，这一公式既考虑了实际损失，也兼顾了合理预期。

　　举证责任分配：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近三年纳税凭证、银行流水等证据链，以证明其经营损失的真实性和合理性。

　　（三）对“2.5亿”诉求的司法回应

　　法院对原告的2.5亿赔偿诉求进行了全面审查，要求原告提交商铺具体经营数据，并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《商业地产租金收益评估报告》。同时，法院也参照了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对赔偿数额进行了法定上限限制。

　　四、行政复议与诉讼衔接机制的完善

　　（一）行政复议程序的特殊价值

　　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，具有程序救济功能、证据补强机会和协调化解空间等特殊价值。在本案中，行政复议已受理一个月尚未作出决定，这为原告提供了进一步陈述申辩和提交新证据的机会。

　　（二）诉讼策略优化建议

　　为了更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，原告应采取以下诉讼策略：

　　证据体系构建：完善证据链，包括房屋产权证明、近五年经营账簿、同地段商铺租赁合同、征收公告张贴照片等。

　　法律依据援引：准确援引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，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二条、《四川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第二十一条等。

　　专家辅助人制度：申请房地产估价师出庭作证，提供专业意见和评估报告，增强证据的说服力。

　　五、制度完善与政策建议

　　（一）立法层面改进

　　制定《行政强制拆除赔偿实施细则》：明确经营损失的计算方法、赔偿标准、程序规则等，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指导。

　　建立“预赔偿”制度：在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前先行协商赔偿事宜，减少不必要的诉讼和争议。

　　完善评估机构选定机制：建立省级评估机构名录库，确保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。

　　（二）行政执法优化路径

　　推行“先补偿后拆迁”原则：确保被征收人在拆迁前获得及时足额的补偿，保障其合法权益。

　　规范评估程序：要求评估机构现场勘查并出具分户评估报告，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。

　　设立纠纷调解中心：整合行政复议、诉讼、信访等多元化解渠道，为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。

　　（三）司法裁判规则统一

　　确立“损益相当”原则：赔偿数额应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相当，体现公平正义和法治精神。

　　完善类案检索机制：建立全国行政赔偿案例数据库，为司法裁判提供参考和借鉴。

　　推行裁判文书说理改革：详细说明经营损失计算依据和裁判理由，增强裁判文书的透明度和说服力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本案折射出行政强制拆除赔偿制度在实践中的诸多难点和问题。在“放管服”改革与法治政府建设双重背景下，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，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效率性。同时，当事人也应积极收集证据、准确援引法律依据、合理利用诉讼策略来维护自身权益。通过共同努力，推动行政强制拆除赔偿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。